关于尤溪,各种版本的尤溪县志,几乎都这么介绍:“尤溪,旧名‘沈溪’,南唐时避王审知讳,故去水旁。或云洲多尤姓,故名溪,因以名县。未知孰是。”(崇祯版《尤溪县志》)究竟是“避王审知讳”,还是“洲多尤姓”?至今没有定论,均以“未知孰是”应付过去。我以为,既然“旧名‘沈溪’”,一般不会因为“洲多尤姓”而改名,且尤溪的尤姓并不多。但有一说,确与姓氏有关。唐末,有一叫沈诚(沈思礼)的人,随王审知入闽,率沈氏族人开发尤溪,因有功于闽王,被招为女婿,受封施政地为沈溪县,后为避王审知讳,便更改姓氏沈为尤,沈溪县亦改为尤溪县。也就是说,尤溪建县时即称“尤溪”,唐末受封“沈溪”,后为“避王审知讳”又改回“尤溪”。王审知,号称闽王,是当时福建的最高统治者,尤溪人随沈氏避讳,确在情理之中。
既然是避讳,那么,在尤溪境内,凡与“沈”字有关的地理名称,都应改称“尤”。事实是,诸如“沈城”“沈阳”“沈川”这样带“沈”的词汇,仍时常出现,甚至很多史志和官方文件也不避讳。从避讳称“尤溪”,到有意称“沈川”,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?我认为,应该与一个人有关。
宋宣和五年(1123年),朱松由政和调任尤溪县尉,七年后即建炎四年(1130年),他的儿子朱熹在尤溪郑安道别墅出生,并取乳名曰“沈郎”。可以看出,朱松似乎更喜欢尤溪的旧称“沈溪”。朱松(1097—1143年)字乔年,号韦斋,出生于徽州婺源(今江西婺源),政和八年(1118年)进士,师从罗从彦,是抗金名士,也是理学名家。作为徽州人,朱松当然不必为福建的闽王避讳,为儿子取乳名沈郎,也无可厚非。如果仅此而已,也不足以改变尤溪人对王审知避讳的习惯。可是,多年以后,当年的小沈郎却成长为一代圣哲,后人称之为“朱子”。史学大家冯友兰认为,中国历史上可以称“子”者,只有四人,朱子便是其中之一。南宋嘉熙元年(1237年),他出生的地方,即郑义斋馆舍,被建成南溪书院,宝祐元年(1253年),宋理宗御题“南溪书院”匾额。元至正年间(1341-1368年),中书省题颂“闽中尼山”匾额,又题褒“海滨邹鲁”,将朱子誉为福建的孔子。清康熙皇帝御笔亲书“文山毓哲”四个大字匾额,颂赐书院悬挂。朱子的诞生,不仅唤醒了尤溪人的地域自信,也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。
以朱文公为自豪,是尤溪从庙堂到江湖,从官绅到百姓,极为普遍的心理。于是,关于“沈”字的使用问题,也同样摆到尤溪的广大官民面前。一边是闽王王审知,一边是一代圣哲沈郎,在尊王还是崇圣之间,尤溪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崇圣。于是,他手植的樟树,被称为“沈郎樟”;他走过的桥,被称为“文公桥”……可以说,对朱文公的尊崇,是尤溪文化史上最为炫人眼目的事件之一;文公情结,被深深地植入尤溪的土地和人心。
尤溪人的文公情结,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,都有系统的表达。尤溪民间有一个传说,在朱子出生的前一天,尤溪水南郑安道馆舍对面和背后的两座山同时起火,山势被烧成“文公”二字。日后,朱子被谥封为“文公”(太巧了),于是,两山也因此得名。次日,即南宋建炎四年农历九月十五(1130年10月18日),朱子诞生。朱松认为,昨天的火是“天降祥瑞,必有所印,此喜火祥兆也!”于是为新生儿起名“朱熹”。与此同时,尤溪还流传着另一个传说,在朱子出生的三天前,其祖籍地徽州婺源,朱家祖宅前的一口古井里,突然升起一股紫气,赤虹三日,后人称之为“虹井”。民间流传的这些巧合,无非是以异兆的方式,为朱子的成圣作一些铺垫,为其本就华彩的人生增添些许神秘的色彩。实际上,这正是当地人崇圣心结的一种体现。
不仅如此,历代不同版本的《尤溪县志》,也不同程度地记载这些传说和故事,使之具备了史的性质。以“文”“公”名山,是尤溪文公意识的最直观体现。同时,一些有见识的肩负文化使命的地方官员,也是尤溪文公意识生发和形成的重要促进者。
清康熙五十五年(1716年),杨毓建以延平通判署尤溪,便重修南溪书院,建毓秀亭,纂《南溪书院志》,留下多首有关朱子的诗歌,其中活水亭诗写道:“千古源流半亩塘,当年题咏字犹香。清光静会无言处,云敛天空水不扬。”清乾隆时知尤溪六年的县令焦长发,不仅勤于政务,修志、修路、修桥,建魁星阁、开凿航道,而且崇文重教,是朱子文化的践行者和促进者,他在凤山之麓手书“从善如登”崖刻,新增“尤溪八景”,就有六景与朱子有关,如“文山毓哲”“公字成山”“源头活水”“半亩方塘”“韦斋垂柳”“龙门古洞”等。他在《新增八景序说》中指明:“兹因重修邑宬,就目之所见,有关前贤遗迹,堪供眺览者,新增其八。”而在“文山毓哲”一景的注脚中更写道:“紫阳夫子诞降之夕,野火炎山,俨成点画,因名文山。对面为南溪书院,祀朱夫子像。清圣祖仁皇帝特赐御书,额曰‘文山毓哲’。宸翰天章,与兹山相为辉映,故以为八景之冠。”很明确,他选景的标准,是“前贤遗迹”,朱子文化则是摆在第一位的。比如“龙门古洞”,就是因为朱松曾到此一游,并题字留诗而入选。同时,他还为尤溪留下了数十篇诗文,其中很多与朱子或朱子遗迹有关,“时从活水寻真趣,喜见公山入眼明”,仅描写公山的就多达四首。
“大儒诞降,溪南闽里尼山”(朱子文化园牌楼联语,明·纪廷誉撰)。自从朱子在尤溪诞生以后,“毓秀”一词就成了朱子在尤溪的化身,除康熙皇帝御笔亲书“文山毓哲”四个大字匾额外,朱子胎衣埋藏处,建成了“毓秀亭”,“自宋以来,二先生(朱松、朱子)既各有专祠,复建亭翼然介于二祠之间,曰‘毓秀’,为先生之胞衣设也。”(杨毓健《重修毓秀亭记》)明朝万历年间的教谕纪廷誉,还为之写了两副对联以赞美朱子:“庚戌重逢毓秀日,古今争诵洗儿诗。”“将卦画沙原是易,指天悟处岂为孩。”南溪书院的后山,即公山之巅,也被命名为“毓秀峰”,“朱文公生于此峰之下,故名。下有南溪书院。”(民国《尤溪县志》)。
尤溪人喜欢说“周东迁孔子出,宋南渡朱子生”。尽管东迁和南渡与圣人的出生并无必然的因果关联,但这种历史的巧合,却足以引发人们的奇思妙想,加深圣人出世的神秘色彩,坚定人们对圣人的崇敬之情。《紫阳朱氏建安谱》、朱子自画像,以及明景泰皇帝亲颁像中,都记载朱子出生时右眼角下长有七颗黑痣,排列如北斗。据史书记载,先于朱子1500多年出生的孔子,身上也长满异点,近看像昴星,远看似北斗。于是,人们便推定,朱子就是孔子千年后的化身。古人说,“天不生仲尼,万古长如夜。”如今,尤溪人却说:“天不生考亭,仲尼长如夜。”
民国《尤溪县志》,还记载了这么一则异事:“城内通驷桥下有井,曰湛泉金鲫。水由双峰山顶发源而来。志传井里金鱼为朱子手养,即尤溪十景之一。金鱼难见,见必发轫。相传前进士严自泰见之;卢师长兴邦未遇时亦得一见,果符吉兆。”朱子手养的金鱼都能通灵兆吉,那朱子一定就是神的存在了。尤溪坊间对朱子的崇拜,真是深入骨髓。
行文至此,忽然想起年少时父亲曾考我的一个问题。那时,常和小伙伴在下埕通往客厅的台阶上蹦跳嬉戏。有一天,父亲见了,就指着我们几个小朋友问道:在台阶上玩,知道这台阶的来历吗?他说,按常理,各地民房的客厅前,正中间是不能设台阶的,人们上厅堂都要走左右两侧,而且台阶不能超过三级。然而,尤溪所有民房通往正厅的台阶都可以设在中间,且多达五级,这是为什么?那时,我们当然不知道。稍后,他微微一笑,自豪地说:“那是因为,我们尤溪出了个朱文公,皇帝特赐的权利。”从那时起,我便对朱子心存感激,崇敬之情油然而生,再也忘不了朱文公这个人。如今细想,这件事本身,确是因朱子的伟大,给尤溪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,也增强了作为尤溪人的自豪感。人们在不断享受和实践着朱子带来的福荫的同时,也不断增进对朱子的认识,朱子文化也更加深入人心,潜移默化中,普通百姓也滋生了朱子情结。
来源:三明日报(蔡建境)